编者按：近年来，血液肿瘤领域迎来了诸多鼓舞人心的突破，其中中国学者在细胞治疗领域的研究贡献日益显著，极大地助力推动该领域的学科建设与临床实践的发展。《肿瘤瞭望-血液时讯》特别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白鸥教授就外周T细胞淋巴瘤（PTCL）的诊疗进展进行深入探讨。白鸥教授分享了2024年PTCL的突破性进展，同时介绍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在PTCL治疗领域的创新探索，并就PTCL治疗的新方法、新药物进行了未来展望。

Q1：PTCL作为一组罕见且复杂的血液系统肿瘤，一直以来给临床诊疗带来极大挑战。回顾 2024 年，在诊断方面是否有突破性的进展？能否分享一下，贵团队在精准诊断 PTCL方面的宝贵经验？
 

白鸥教授：首先，2024年循环肿瘤DNA（ctDNA）检测在PTCL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。ctDNA作为肿瘤特异性的分子标志物之一，在肿瘤全程监测、微小残留病（MRD）转阴评估以及疗效模型评价等关键环节中，发挥着重要作用，目前相关的前沿研究正在持续深入开展。
 

在2024年欧洲血液学协会（EHA）年会上，一项关于ctDNA在新诊断PTCL患者中的应用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该研究团队巧妙地利用ctDNA检测技术，不仅判定了患者的预后情况，还评估了预后模型的有效性，并深入探究了治疗结束时MRD阴性与患者预后之间的相关性。该项研究聚焦于四个关键基因：TP53、TET2、DNMT3A及RHOA，显示出对这些基因的精准检测，不仅能够帮助准确判断MRD的转阴状态，而且当与特定的病理类型相结合时，还能构建出高效的预测模型，以预估患者的治疗结果。这一研究成果充分彰显了ctDNA检测在PTCL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与广阔前景。
 

另外，在2024年美国血液学会（ASH）年会上，国际外周T细胞淋巴瘤（PETAL）协作组针对复发难治性患者，开创性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复发/难治性T细胞淋巴瘤临床预后指数（PIRT）评估模型。与既往的国际预后指数（IPI，C-index=0.56，95% CI：0.50-0.63）和T细胞淋巴瘤预后指数（PIT，C-index=0.59，95%CI：0.52-0.65）相比，PIRT模型展现出了更高的预测精度。通过配对t检验对IPI与PIRT、PIT与PIRT评分进行比较，进一步证实了PIRT模型在预测性能上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。这一突破无疑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诊断与治疗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与策略，为患者预后评估提供了更为精准有力的工具。
 

2024年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血液科同样在PTCL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深入探索与研究。针对复发/难治性PTCL患者，我们实施了基于下一代测序（NGS）的检测策略，并根据NGS检测结果进行分子分层的精准治疗选择，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针对细胞表面特性，采用了如维布妥昔单抗等抗体药物进行针对性治疗，以期精准打击肿瘤细胞；其次，在表观遗传学方面，积极探索了组蛋白去乙酰化酶（HDAC）抑制剂西达本胺的联合应用策略，旨在通过调节表观遗传修饰来增强治疗效果；此外，还尝试了与阿扎胞苷等去甲基化药物的联合治疗，以进一步拓宽治疗途径。同时，聚焦于细胞信号传导通路，我们深入探索了多种新兴药物的应用潜力，如PI3K抑制剂、JAK抑制剂以及EZH2抑制剂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中心尤为关注当前临床上可及性较高的药物，如PI3K抑制剂度维利塞以及高选择性的JAK2抑制剂戈利昔替尼等，并在这些药物的联合应用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，以期为患者提供更多元化、更有效的治疗选择。

在2024年ASH年会上，我们团队的一项PTCL研究成果以壁报形式进行了展示。该研究旨在评估维布妥昔单抗联合化疗诱导治疗、西达本胺维持治疗在CD30阳性PTCL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。研究结果显示，一线治疗组的总体缓解率（ORR）高达87.9%，完全缓解（CR）率为75.8%；而在复发难治组中，ORR为37.5%，CR率为12.5%。此外，一线治疗组的2年无进展生存期（PFS）率和总生存期（OS）率分别达到了66.7%和76.9%。总体而言，维布妥昔单抗联合化疗及西达本胺治疗PTCL展现出了良好的疗效，期待后续长期随访数据的公布，以进一步验证该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。

Q2：2024 年，全球各地都在积极探索PTCL的治疗新方法。在众多临床试验中，您认为哪种新兴的治疗手段或药物最具潜力？哪些是最值得临床医生关注和应用的？

白鸥教授：在过去的一年里，PTCL的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，潜力最为显著的药物无疑为新型药物及其联合治疗策略，尤其是新型靶向药物与传统化疗方案的创新结合，这一进步覆盖了从初治到复发难治性患者的广泛治疗需求。

首先，针对细胞表面特异性抗原的抗体类药物展现出了非凡的潜力。其中，靶向CD30的抗体药物偶联物（ADC）维布妥昔单抗的联合治疗方案，在PTCL的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果。其次，作用于表观遗传学层面的药物同样不容小觑，其中HDAC抑制剂如国外的罗米地辛与我国的西达本胺，为PTCL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。此外，去甲基化药物在PTCL相关研究中亦展现出了一定的疗效，为治疗领域增添了新的活力。值得特别关注的是，EZH1/2双重抑制剂的研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其临床研究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宋玉琴教授团队完成，并有望于今年正式上市。其初步研究结果不仅令人振奋，更为进一步探索PTCL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。在免疫调节及免疫治疗方面，来那度胺以及第三代免疫调节剂（IMiD）泊马度胺等，在PTCL的治疗中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，不仅能够与激酶抑制剂实现联合应用，还能够与基础化疗方案相协同，有望达到更佳的治疗效果。

另一方面，靶向特异性靶点的治疗策略亦取得了显著进展。特别是针对CD30、CD70、CD30/CCR4等的CAR-T细胞治疗，在复发/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中展现出了卓越的疗效，优于其他传统治疗方法。因此，CAR-T治疗的最新进展无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。目前我国在CAR-T治疗领域的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，我们期待这些研究成果能够早日转化为临床实践，为我国患者带来更为显著与持久的临床疗效。

Q3：尽管PTCL的诊疗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但仍存在许多挑战和未解决的问题。结合您的临床经验，您认为PTCL诊疗领域还存在哪些挑战和未解决的问题？未来有哪些研究方向值得重点关注？

白鸥教授：总体而言，在PTCL的治疗领域，尽管新药及其联合治疗已经显著提升了疗效，特别是在反映近期疗效的ORR和CR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改善，但在长期生存方面，如5年甚至10年的PFS和OS上，尚未观察到显著的改善。

因此，未来的挑战依然在于如何通过不同药物的联合应用，进一步提高PTCL患者的远期疗效，特别是提升5年的OS率和5年的PFS率，从而使患者能够获得更深度的缓解，并延长远期生存。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探索新药联合治疗的潜力，不断优化治疗方案，以期为患者带来更为持久和显著的疗效提升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加强对患者长期生存情况的监测和评估，以更全面地了解治疗效果，并为未来的治疗策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。